今年是豬年，也是一只豬的本命年。
出生于1995年的麥兜，本該是這個豬年的大熱人物。沒想到一部《小豬佩奇過大年》，讓佩奇取而代之，霸占了豬年C位。
有人說麥兜真是只善良的豬啊，豬年也不出來撈金。
事實上，“麥兜之父”謝立文從來沒有掩藏過他想要“撈金”的念頭——2002年的一次頒獎禮上，謝立文曾堅持說：“我是一名生意人，我也需要為我的作品尋找出路?！?/strong>
或許并不是麥兜善良，而是如今的他，再不擁有當年的撈金力了。
24歲的麥兜，一直被裹挾在要“北上”還是要“港味”的選擇間，原地踏步。“要做一只怎樣的豬”，成為了懸在麥兜頭上，甚至香港電影頭上的一個巨大問題。
被定義的“香港豬”
2001年，宮崎駿的《千與千尋》橫掃全亞洲，唯獨在香港市場折戟——一只粉紅色的小豬擊敗了同期上映的《千與千尋》，成為當年香港票房的黑馬。
他叫麥兜，懂粵語的人，偶爾會叫它“豬兜”。
“豬兜”在粵語中并不是什么好詞，通常形容人反映遲鈍，也侮辱人如豬一樣蠢。這只粉色小豬幾乎攬括了“豬兜”所有不好的寓意——人笨呆傻，長得寒磣。
（△ 麥兜電影中的畫面。 | via網絡）
創(chuàng)作麥兜的謝立文出生于中產家庭。最開始，他筆下的主角并不是平平無奇的麥兜。相反，最初進入春田花花幼稚園的角色麥嘜，可以說是教科書式的“別人家孩子”——成長于富裕家庭，中英文基礎好，文學素養(yǎng)較高，能滔滔不絕地談莎士比亞——而麥嘜問世之時，也正值香港經濟發(fā)展的巔峰。
直到1995年，麥兜以麥嘜表兄的身份首次出場，故事的主線也在悄然發(fā)生改變……
（△ 麥兜與麥嘜。 | via網絡）
創(chuàng)作麥兜這個主角的契機，源于謝立文看到的一則新聞：有一群輕度智障的人，想在一間私人大廈附近建一個活動中心，卻遭到居民的粗魯反對，居民覺得這會讓他們的居住環(huán)境變差，或者造成周邊樓價下跌。
當時的謝立文也接觸了一幫成年人——他們每天都“戴著面具”，做著違背內心的事。
逐漸地，他心里就產生了麥兜這樣一個形象：它代表了每個人最初的模樣，足夠淳樸，足夠真誠。
但謝立文并沒有想到，這樣呆萌的小豬形象，會在不久后被香港人選中，成為了一座城市的精神坐標。
（△ 香港星光大道上的麥兜銅像。 | via網絡）
1997年，麥兜誕生后不久，金融風暴席卷亞洲，香港成為重災區(qū)。此時的港人在平平無奇、甚至扮演著“l(fā)oser”角色的麥兜身上找到了自己的身影。
當時，就連文學界、電影圈等各界人士都在瘋狂解構麥兜，香港詩人廖偉棠升甚至將麥兜讀作一種“新世代的香港精神”。
他后來還在評論里說：“麥兜肯定受了《獅子山下》的影響，但也在反思‘獅子山精神’?！{子山精神’說的是努力奮斗就有好結果，但后來經歷了金融風暴，大家開始反思要客觀面對這個世界。于是就有了麥兜精神——接受不如意的地方，要忠于自己，做自己——這也是新世代香港人的心態(tài)。”
比起閱讀麥兜，大家似乎更多地在用麥兜這個意象，來承載自己的某種寄托和情感。
“成”也香港，“敗”也香港
謝立文沒想到，麥兜成于“香港”，也敗于“香港”。
2003年，內地和香港簽訂了《關于建立更緊密經貿關系的安排》（簡稱“CEPA”），掀起了香港和內地合拍的新潮流。
在這之前，香港電影經歷了亞洲金融危機、外埠市場的陷落和本土市場的低迷，到了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而CEPA政策的實施，則像一場“及時雨”，將香港電影推向了更為廣闊的大陸市場。
曾有統(tǒng)計，在CEPA政策實施后幾年，兩地合拍片幾乎占到了每年度香港電影生產總量的大半。所以有人說，內地市場從某種層面上，“救活”了香港電影。
（△ 電影《無間道Ⅲ：終極無間》，CEPA實施后第一部在內地上映的香港內地合拍電影，上映兩周后內地的票房就突破了兩千萬人民幣。 | via網絡）
謝立文自然也希望擁抱內地市場。
在一次頒獎典禮中，一位記者就問及謝立文對“北上”的想法和準備，謝立文的回答是“大家對內地都非常有興趣”，“只是作為外行人，大家不知道該從何下手。”
比起是要“北上”還是要“港味”，謝立文更顧慮的是內地市場的不確定因素。
所以到了2009年前后，隨著內地電影市場越來越開放，香港導演越來越多地北望神州時，謝立文也毅然決然地推出了《麥兜響當當》，將故事舞臺放置在武當山，讓說著一口普通話的麥兜來到了中國內地。
當年，《麥兜響當當》在內地市場的票房一舉超過了7000萬元，是當年《麥兜的故事》票房的七倍。
北上，確實讓謝立文狠賺了一筆。
（△ 《麥兜響當當》海報 | via網絡）
然而，這樣的市場成功，是以麥兜身上極其重要的“港味”為代價的。
很快，《麥兜響當當》就在香港本地遭到強烈批評。尤其是在處理“港味”和“北上”的關系中，香港觀眾對于土生土長的麥兜有著更高的期待，所以也有了更大的失落。
而在內地群眾看來，《麥兜響當當》就顯得不倫不類，不僅在背景描寫上沒有交代清楚，而且港式的敘事風格，也不討大家喜歡。
以至于有人評價《麥兜響當當》，就是一個大鍋燴，“但是每樣菜中，又只有一小塊”。
盡管在票房上，《麥兜響當當》“大獲全勝”；但在口碑上，麥兜卻是“敗”了——敗在了大眾對它“代表香港”的角色的想象上。
“港味”的焦慮
一篇96年的影評曾經寫過一句話：“閱讀周星馳的意義是不大的，利用周星馳才重要?！?/span>
這句話要是放在麥兜身上，則應該是：閱讀麥兜是重要的，利用麥兜也是重要的。
2010年前后，CEPA政策實施的近第七個年頭，港人忽然發(fā)現，曾經引以為傲、定義他們身份及特質的香港流行文化，那種凝結了港人的集體記憶和共同情感的“港味”，在合拍浪潮中面臨“死亡”。
此時，一場反思港味失去、關注本土文化的行動，也在香港悄然興起。
而更重要的是，港人把自身對“港味逝去”的焦慮感也投射到了本土的文藝作品中，他們期待能以此來尋回獨屬香港的文化印記。
（△ 在此時期被捧上神壇的香港本土電影——《歲月神偷》 | via網絡）
所以，即便麥兜曾經“變質”北上，但它依然在2010年間被香港旅游局力捧，成為旅游形象代言人；和李小龍、梅艷芳等人一起，被塑成銅像，立在維多利亞港旁邊的星光大道上；甚至出現在圖書館、電梯、廣場等公共場所的提示牌上，出現在香港廉政公署的宣傳片里，出現在行政長官的拜年視頻中……
（△ 2011年，為吸引內地和臺灣游客今年暑假鎖定香港，香港旅游發(fā)展局斥資350萬港元，以本土原創(chuàng)卡通人物“麥兜”招徠游客。并與香港杜莎夫人蠟像館合作，設“麥兜”及“麥太”蠟像作永久展出以吸引游客。 | via網絡）
這都因為，麥兜身上很重要的兩個特質——一是土生土長的港人身份；二是一種被賦予的麥兜精神。
而在這時，麥兜這個角色也就真正地屬于香港了：過去，它還是一只無憂無慮的小豬；但現在，它身上的“官方身份”，決定了它需要成為一個香港代表，并服務于港人的某種情懷。
（△ 吳君如在香港杜莎夫人蠟像館于麥兜麥太一起享用美味下午茶。?| via香港旅游發(fā)展局）
2012年，《麥兜當當伴我心》將麥兜故事的背景重新搬回了香港，重拾“港味”后，《麥兜當當伴我心》獲得了更好的評價。
但事實上，無論過去還是現在，謝立文的內心依然不想放大麥兜身上的“港味”。
在一次采訪中，記者提到：“大家都說麥兜是香港精神的代表喔”。
謝立文聽到就笑了，“我都唔知咩系香港精神，可能系旅游發(fā)展局想出來的主意掛。”（我也不知道什么是香港精神，可能是旅游發(fā)展局想出來的主意吧。）
本期撰文
二德
豬年看豬，對鏡自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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