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閱讀晚清歷史的時候，我們往往喜歡將當時的人物歸類，例如什么洋務派、頑固派、清流派、立憲派、?；逝?、革命派，等等等等。這樣的歸類，當然方便大家的記憶和理解，但是不是那么準確呢？這倒未必。

畢竟每一個人的思想都是在不斷的變化當中的，晚清時期又是一個所謂“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時期，在這樣的大時代之中，我們既不能夠認為某種觀點一定比另一種觀點高明，也不能將一個復雜的人簡單地定義為某個派別，甚至更簡單地定義為好人或者壞人。

在這樣的大時代里面，每個人都會有多個不同的面目，而他們的所思所想、所作所為，也往往會有很復雜的原因，并且和當時的社會狀況糾纏在一起。所以對于很多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我們不能夠簡單化地以頑固還是改革、愛國還是賣國來做判斷，而要分析清楚背后的很多因素，才能對人物和事件有更加真切的認識。

例如在晚清著名的”同文館之爭”，就是這樣一個復雜的事件。

在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之后，清朝朝廷方面很嚴重地感覺到對于外國的情況掌握不足，導致對外政策進退失據(jù)。所以在1861年1月，恭親王奕?和軍機大臣文詳向皇帝建議，在京師設立了同文館，專門培養(yǎng)翻譯人才。

到了1866年，奕?有感于西學人才尤其是科學技術方面人才的缺乏，向朝廷奏請在同文館設立天文算學館，培養(yǎng)西學人才，而招生對象不再限于八旗子弟，而擴大到滿漢舉人及五品以下京外各官，延請西人教習。

這個奏章一上，馬上在朝廷上引起軒然大波，并且引發(fā)了一場論戰(zhàn)，歷史上稱為“同文館之爭”。

首先站出來反對的，是山東道監(jiān)察御史張盛藻。他上奏認為，天文算術，應該讓欽天監(jiān)的天文生學習，而制造的工作，則應該由工部指派工匠學習，作為治理者的朝廷命官，沒必要學習這些具體技能。

張盛藻之后，著名的理學家，大學士倭仁接著出場。

倭仁在自己的奏章里面提出：立國之道在于禮義而不在權謀，根本之道，在人心不在技藝。洋人是中華的大敵，怎么可以學習敵人的東西，讓中國變得像外國一樣呢？而且天文算術這些東西，我們中國也有啊，沒必要向洋人學習。

以倭仁大學士和士林領袖的地位，他的言論影響力十分之大，朝廷對之極為重視。

針對倭仁的洶洶攻勢，奕?避實就虛，繞開其奏折中關于“師事夷人”的追問，而是大倒苦水，申明自己公忠體國之心。此外，奕?還反將了倭仁一軍，說倭仁的言論不但會令學習的人裹足不前，更加會令實心辦事的人心灰意冷——言下之意，就是你倭仁光會講大道理有個屁用？我才是真正動手辦事的人。

倭仁心想打仗我可能不行，可打嘴仗誰怕誰？于是幾日之后繼續(xù)上奏，反駁奕?的言論。他首先當然是緊緊抓住“華夷之大防”來做文章，認為向洋人學習有“變夏為夷”的危險，繼而又使出殺手锏，說如果恭親王有把握，覺得讓洋人來教習天文算術，一定就能夠精通，而且讀書人一定不會被洋人所用，洋人最后一定會被中國打敗，那當然沒問題。但如果不行，只怕未收實效，先失人心，到時得不償失哦。

這等于要逼奕?立軍令狀了。

奕?被倭仁苦苦相逼，于是把倭仁的奏折拿來研究了一番之后，終于在里面找到一個破綻——倭仁的奏折里面說，天下之大，不患無才，要找精通天文算學的人，何必一定要找洋人？

奕?揪住這句話，再上了一個奏折，提出既然你倭仁認為在中國人里面有大把人才，那請你物色一批人才，另外辦一個館，看看效果如何？如果你辦得好，我這個就撤掉。

這一招直接將倭仁將死了，他只會講大道理，哪里知道哪里有人才，天文算學要怎么教怎么學？唯有上奏說自己并不認識精通天文算學的人，不敢胡亂推薦。

眼見倭仁沒話說，兩宮太后也就表態(tài)支持奕?，同文館之爭終于告一段落，天文算學館得以開設，而接下來更多的學科也開始在同文館開設。

表面上看，這一場論戰(zhàn)，確實是關于是否向西方學習的保守與改革之爭。但在雙方關于洋務是否討論的背后，其實隱藏著利益之爭。

奕?提出的開設天文算學館的建議，其實問題不是出在是否開設這個新館上，也不是出在是否請洋人做老師上面，而是在于“招生對象不再限于八旗子弟，而擴大到滿漢舉人及五品以下京外各官”這個規(guī)定上面。

從傳統(tǒng)上講，做官最正途的辦法是通過科舉考試，也是讀書人擅長的路徑。但到了清朝后期，因為與太平天國作戰(zhàn)，導致了大量捐助金錢和立有戰(zhàn)功的人占據(jù)了有限的官位，這樣一來，有不少科舉正途出身的官員只能夠排隊等做官。

而奕?提出新開設的天文算學館，面向舉人和五品以下官員的做法，其實也是看到了這些科舉出身的官員無官可做的狀態(tài)，所以希望多給他們一條出路。

但他不知道他的這個做法，不但滿足不了這些科舉出身的官員，反而是更向他們展示了一個可怕的前景：傳統(tǒng)的四書五經(jīng)、八股文章已經(jīng)過時了，朝廷需要的是掌握西方科學知識和文化的人。

這樣一來，等于要打爛這些只會讀四書五經(jīng)的官員的飯碗，要他們重新學習自己完全不擅長的西學，這才有機會得到重用，斷人財路有如殺人父母，他們不找你拼命才怪呢。

倭仁也好，張盛藻也好，還有其他一些反對同文館設立天文算學館的官員都好，他們真正反對的，并不是學習天文算學，而是這個館的開設，會進一步壓縮科舉出身官員的出路，并且形成一個以恭親王奕?為首的洋務派勢力集團，而這個集團顯然沒有他們的份，這才是他們最擔心的事。

當然，倭仁他們不可能從官員的利益角度來討論這件事，所以只能夠上升到“華夷之防”這樣的意識形態(tài)高度，反對奕?的建議。他們的言論雖然看起來很陳腐，但他們背后，是有大量非常堅實的支持者，這些人真正的訴求不是抵制西學，而是保護他們的切身利益。

所以雖然同文館之爭最后以洋務派的勝利告終，但奕?卻成為眾矢之的，而同文館和洋務運動也受到這些官員的大力抵制，導致動不動就引發(fā)爭論，每一步的推進都很困難。

從同文館之爭這個歷史事件里面，我們可以看到很多時候所謂的意識形態(tài)之爭、洋務派與頑固派之爭，背后其實是不同利益集團的權力與利益之爭，這些爭論不是由最高統(tǒng)治者簡單粗暴地下一個結論就可以了結的，如果不理順背后的利益關系，矛盾就始終會存在，并且對后面的施政造成影響。

而我們對于歷史事件和人物，同樣需要擺脫簡單的二分法，去分析事件背后真正的原因，這才能夠對歷史有更加深入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