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睢被殺，秦始皇赫然震怒，碾平嶺南的決心，更加迫切。他意識到從大庾山入越地，困難太大，補給問題難以解決，屠睢就是吃了這個虧。越地“非水不至”，因此不惜動用十萬軍工，開鑿靈渠，使長江的船只，得以由湘江，過靈渠，入漓江、桂江，再轉(zhuǎn)入西江，順流東下，直薄番禺。載重萬斤的大船，也可以輕便行駛。水路的開通，大大減低了運輸成本，保障了秦軍的后勤補給。秦軍改以任囂、趙佗為主帥，收拾屠睢的殘兵敗將，重新準(zhǔn)備舟楫，繕置軍器，擇日星駕席卷，大舉南犯。

任囂入越之前的經(jīng)歷不詳，趙佗是恒山郡真定縣（今河北正定縣）人，兩人應(yīng)該都是慣戰(zhàn)能征的驍將。由于糧路暢通，飛芻轉(zhuǎn)餉，源源不絕，秦軍的戰(zhàn)斗力大增。經(jīng)過“三年不解甲弛弩”的苦戰(zhàn)，終于底定嶺南大部，消滅了越人有組織的抵抗。部分不肯臣服的越人，退入了廣西的崇山峻嶺之中，成為后來的僮族（壯族）?！痘浳鲄草d》和《天下郡國利病書》都把僮族歸入“古越人”之列。但也有人說，瑤族才是廣西原住民，《明史》便稱僮族是大元至正年間（1341—1368）才從湖北遷入廣西的。其實，所謂僮族、瑤族之說，和越族之說，大同小異，大抵是基于秦漢文化優(yōu)越感的想象。

今天的壯族（圖源網(wǎng)絡(luò)）

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嶺南終于正式劃入大秦版圖，設(shè)置南海、桂林、象郡。南?？さ姆秶?，東南臨海，西至今廣西賀州，北接南嶺，包括今粵東、粵北、粵中和粵西部分地區(qū)，下設(shè)番禺、博羅、四會、龍川四縣。任囂為南海尉，趙佗為龍川縣令，共守越地。按照秦制，郡設(shè)守、尉、監(jiān)御史，守是行政長官，尉是軍事長官。由于嶺南遠離中原，秦始皇感到鞭長莫及，所以授予任囂較大的權(quán)力。嶺南三郡都沒有設(shè)郡守，最高長官就是任囂，對轄地實行“軍管”，所以《晉書》說他是“東南一尉”。

任囂最初在武水瀧口萬人城設(shè)郡治。黃佐《廣東通志》說：“秦南海尉署始于任囂，居瀧口西岸萬人城?！焙髞戆阎嗡w到番禺，顧祖禹《讀史方輿紀(jì)要》說：“秦以任囂為南海尉，初居瀧口西岸，俗名萬人城，既乃入治番山隅，因楚亭之舊俗，謂之任囂城?！狈娜螄坛牵挥诮駛}邊路以東至芳草街以西之間。

廣州自此成為嶺南政治中心。后人把公元前214年，定為廣州建城之始。具體日子不可考，但根據(jù)廣州的老傳統(tǒng)，農(nóng)歷七月二十四日是城隍誕辰，這一天也就是筑城紀(jì)念日。

秦軍南征（圖源網(wǎng)絡(luò)）

許多人都會提出這樣的問題：任囂為什么會看中廣州這塊地方呢？其實比任囂更早看中這里的是屠睢，甚至在屠睢之前，越人在這里可能已有一定的經(jīng)營了。屠睢在海邊興建大型船塢，顯然是準(zhǔn)備把這里當(dāng)作一個政治、軍事樞紐來經(jīng)營。但他低估了越人的反抗，結(jié)果在戰(zhàn)爭中賠上了性命。

水與山是選擇城址的兩大考慮要素，水的選擇尤為重要。大部分的重要城市，都是建在海邊或大江大河的出海口，這并非偶然。水不僅是人類生存的基本需要，而且從古到今都是人類互相聯(lián)系的紐帶，即使在火車、飛機發(fā)明以后，船運仍然是成本最低的運輸方式。因此，依水而建的城市，總是特別興旺。

古人選擇城址，除了要考慮軍事、經(jīng)濟、交通因素之外，還涉及風(fēng)水學(xué)、氣候?qū)W、方位學(xué)等學(xué)問。通常言風(fēng)水者，以山南為陽，水北為陽。城池盡量建在山的東南面，西北倚山，東方開闊向陽，有利于大治。山是建城的另一個要素。用古代堪輿家的話來說，任囂城位于白云山與珠三角平原的結(jié)穴之處，吐唇之地，山水兼具，陰陽平衡。西北面是氣勢磅礴的越秀、禺山、番山，再遠處是白云山，更遠處是大庾嶺。山勢自粵北逶迤而來，一脈相連，一氣呵成。

所謂“百尺為形，千尺為勢”，越秀、禺、番三山為“形”，白云山為“勢”，形勢兼具。屈大均的《廣東新語》寫道：“昔人嘗以堯山及番禺為三山，與五嶺并稱。今堯山莫知其處，疑即粵秀也。三山之脈，自白云蜿蜒而來，為嶺者數(shù)十，乍開乍合，至城北聳起為粵秀，落為禺，又落為番。禺北番南，相引如長城，勢至珠江而止?！鼻缶纱说贸鼋Y(jié)論：“廣州背山面海，形勢雄大，有偏霸之象。”從科學(xué)的角度看，山地有利于調(diào)節(jié)地區(qū)的氣候，有利于水的聚集與流動，從而使動植物資源更加豐富和多樣化。無論從哪個角度看，廣州的山水形勢，都是得天獨厚的。

廣州雖然依傍珠江，但太近大海，經(jīng)常有咸潮出現(xiàn)，人們的飲用水源，主要靠白云山的蒲澗泉水，相傳味甘冷異于常流，飲之有金石氣。在宋人蘇軾的《蒲澗》詩中，描繪了水勢的奇雄，有“千章古木臨無地，百尺飛濤瀉漏天”之句。溪水奔流而下，經(jīng)濂泉一瀉出山，名為甘溪。甘溪注入金鐘塘后，掉頭向南，名為文溪，經(jīng)上塘、下塘繞過越秀山麓，分為東西兩支，匯入珠江。東支為文溪主流，倉邊路就是昔日的水道；西支為文溪支流，即今吉祥路。西支在越秀山腳再分出北津溪，向西匯入蘭湖（今流花湖一帶）。

蒲澗被賦予了某種神秘的仙氣。相傳秦時山下有一條小村，鄉(xiāng)人鄭安期為了給鄉(xiāng)親治病，上山采藥，在蒲澗找到九節(jié)菖蒲，不料卻失足墮巖，被仙鶴救走成仙。白云山至今還有鄭仙巖。人們把七月廿五日定為“鄭仙誕”。每年這天都會有人到蒲澗洗浴，然后端坐石上，等候登仙，當(dāng)然每次都是失望而回。明人陸漸逵的詩嘆道：“九節(jié)菖蒲生澗煙，人傳此地駐飛仙。何當(dāng)共覓安期跡，數(shù)到秦皇漢武年。”

正因為擁有優(yōu)越的地理環(huán)境，歷代統(tǒng)治者，對廣州有“王氣”，都心存忌憚。秦始皇曾聽信風(fēng)水先生之說，認為廣州有“黃云紫氣之異”，龍脈在越秀山與白云山之間，便下令秦軍去鑿開一個二十幾丈的大口子，狀如馬鞍（至今留下馬鞍山地名，在云臺花園附近），以斷龍脈。據(jù)說開鑿之時，地下“涌血數(shù)日”。負責(zé)鑿地脈的，不出任囂、趙佗這兩人。

盡管如此，恐懼的心理，并未消除，直到一千多年后，明太祖朱元璋登基，仍然覺得廣州有王氣，為防異人出世，起猖獗之端，不利大明，下令在越秀山上蓋五層樓，安放羅剎像，以鎮(zhèn)壓南方的王氣。

任囂在廣州建城，并無實物可證，它的具體位置，唯有依據(jù)古人零星描述來推斷。《唐坰記略》稱：“舊有城在州之東，規(guī)模近隘，僅能藩離官舍暨中人數(shù)百余家。”可見面積并不大，類似一個行轅。宋初人鄭熊在《蕃禺雜志》記：“今城東二百步，小城也。始囂所理，后呼東城，今為鹽倉，即舊番禺縣也?！彼未柠}倉在今倉邊路，這里有一條寬闊的文溪水道，因此，任囂城的西界，當(dāng)在倉邊路。

有人說，芳草街是任囂城的東界

有人認為，任囂城應(yīng)該在南越王宮署遺址上，因為文溪東岸（今德政北路一帶）地勢較低，易有水患，任囂不可能棄西岸的禺山高地不用，而選擇東岸的低地。但當(dāng)時西岸的船塢很可能還在使用，并未完全廢置。任囂城并不是一個永久性的城池，只是一個臨時性的軍營。設(shè)在文溪東岸，可以同時起到保護船塢的作用。

也有人認為，任囂城就建在原南武城舊址。被稱為三大奇書之一的《讀史方輿紀(jì)要》說，任囂遷入番禺后，“遂增筑南武城，周十里，號五羊城”。秦制以六尺為一步，三百步為一里。但這種說法，同樣有不少爭議，因為歷史上到底有沒有南武城，本來就歧見紛紜，如果南武城都沒有，“增筑”一說，從何談起？

凡涉及到秦、漢時的廣州文物，由于歷史久遠，信史闕爾，所以對為數(shù)不多的文獻，幾乎一字一詞，都會引起爭議。比如1952年在西村石頭崗的秦墓中，出土了一件蓋面烙有“蕃隅”二字的木胎漆盒，就是這一時期的遺物，便有人聲稱，這是“番禺”在秦時的寫法，漢代的“番”字已去掉了“艸”的部首。但也有人說，漆盒上明明是個“隅”字。“番禺”與“蕃隅”不是一回事。一般認為番禺之名，來自番山和禺山，番字無藩屬之意。但“蕃隅”卻可以解釋為藩屬之隅，意思完全不同。事實上，“蕃”字在漢代以后很長時期，仍然使用，可通“番”與“藩”，如廣州的“蕃坊”，讀音與“番”亦不同。有人提出另一種猜測：“番”為蠻夷，“禺”是地區(qū)，番禺是指“蠻邦”；但也有人反駁，番禺與上述各種解釋都不相干，而是古越語“鹽村”的意思，廣州曾經(jīng)是產(chǎn)鹽區(qū)。

關(guān)于番禺的原意的討論、考證，直到今天仍在持續(xù)。各位廣州朋友，你們又有什么見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