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萬歷皇帝朱翊鈞，是一個很特別的人。

他在位時間很長，前期在張居正的輔助之下，明朝經歷了一次難得的中興局面，而年輕時代的萬歷皇帝，也確實曾經有過勵精圖治的時候。

但在一次定立繼承人的爭執(zhí)之中，萬歷皇帝與群臣的關系迅速惡化，而性格獨特的他既沒有以雷霆手段一意孤行，也不愿意對群臣的催逼妥協(xié)，最后以消極怠工的方式與整個官僚體系對抗多年。于是明朝中后期，出現(xiàn)了一個極度詭異的局面：皇帝多年不上朝，而帝國依然運轉如舊。

不過皇帝雖然不上朝，但并不代表他完全不管事不做事，他只是不愿意出來與群臣面對，但對于軍國大事，還是以書面的方式予以批復定奪。只是這樣的運作模式時間一長，難免就怠惰叢生，最后難以為繼就是了。

而在另一方面，這位不愿意上朝理政的皇帝，卻顯得非常積極——那就是花錢了。

萬歷皇帝在中年之后，也許是享國日久，也許是與群臣的對峙令他心灰意懶，反正他對于工作的熱情不斷下降，而對于消費的熱情則不斷高漲。這時候問題來了，明朝時的中國仍然是一個以農業(yè)稅為主要財政收入的古老農業(yè)國家，雖然經過張居正的改革存了點盈余，但抵不上花銷大，這時候早就把張首輔留下來的老本給花光了?；噬弦ㄥX，只好另想辦法。

正好在這個時候，皇宮失火，燒了一部分宮殿。宮殿是皇家顏面所在，當然需要盡快重建，但這筆錢按道理是在皇帝內庫里支出，萬歷皇帝這時候囊中羞澀，拿不出這筆錢。怎么辦呢？

萬歷皇帝雖然懶政，但人倒是很聰明的。他早就發(fā)現(xiàn)，當時的明帝國除了從農田上征稅，還有另外一個財源，就是各地的采礦場。本來采礦在明朝是官府壟斷的行業(yè)，但到了明朝中葉之后，礦禁逐漸松動，民間有不少私人的采礦產業(yè)。于是萬歷皇帝就打起了礦稅的主意。

本來呢，在農業(yè)稅之外另外開辟稅源，征收商業(yè)稅，倒也不算是不合情理。問題是萬歷的操作方式不是調整稅法，通過官府行政系統(tǒng)去征收——因為官員們都大力反對礦稅——而是直接派太監(jiān)到各地直接征收，而且收入也不進入國家財政，而是進入萬歷皇帝的小金庫，據(jù)說是用于修建皇宮。

這些被任命為礦稅征收專員的太監(jiān)們直接受命于當今皇上，當然牛得不行，為皇上征稅之余少不免作威作福，給自己也賺上一筆。他們在地方上橫征暴斂，在各地弄得民怨沸騰，不但引來各地官員的強烈反彈，而且還引發(fā)不少民變。

無論這個商業(yè)稅的設置原本是否合理，但其執(zhí)行導致明朝在經濟和政治上的混亂，則是毋庸置疑的。

這些太監(jiān)雖然在地方上弄得天怒人怨，但他們是為皇上辦事啊，所以萬歷皇帝也很支持他們。無論是地方還是中央的官員，大凡反對征礦稅，又或者彈劾這些太監(jiān)的，輕則丟官，重則入獄流放。萬歷皇帝是個很有韌勁的人，無論是不上朝理政還是征收礦稅，他都能不顧群臣反對一直堅持。

然而在內心之中，萬歷皇帝也知道征礦稅并不是個好事。有一次他得了重病，以為自己要不行了，就把輔政大臣叫到床邊，吩咐說礦稅這個事他自己也知道不好，只是修皇宮用度不足才行此便宜之計，他升天之后就取消好了，關著的那些官員也都放出來吧。可見他心里還是有數(shù)的。

不過過了不久他的病又好了，于是取消礦稅這個事他就拋諸腦后了，一直到他臨死前，雖然征收的數(shù)額大不如前，但還是堅持征收。

據(jù)說，觸動利益，比觸動靈魂還困難。

人類這種動物有一種本能，就是得到了的東西絕不愿意再失去，既得的利益絕不愿意再放手。所以我們看到萬歷皇帝明明知道礦稅不但遭到官僚系統(tǒng)和民間的一致反對，也知道此稅對于明朝的統(tǒng)治有所危害，但習慣了拿到手的錢忽然間沒有了，那可實在太難受，無論如何受不了。

所以他可以在覺得自己快死的時候，決定停止征收礦稅，可一旦知道自己還有大把日子好過，那這個財源就無論如何不能丟掉。

這也是歷朝歷代冗官越來越多，賦稅和盤剝越來越重的原因之一。那些統(tǒng)治者和官僚權貴們，已經到手的早已習以為常，日常動的腦筋自然都是怎么再多拿一些，怎么可能會想到要把吃到嘴里的給吐出來呢？

果然，明朝晚期頻頻加收各種費稅，又是“練餉”，又是“遼餉”，最終逼出了李自成，也把自己逼上了絕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