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歷史的長河中，每一座城市都有其獨特的記憶與傷痕。當我們提及幾乎導致城市毀滅的戰(zhàn)禍，在抗戰(zhàn)時期，南京大屠殺的慘烈與長沙文夕大火的熊熊烈焰往往會首先浮現于腦海，它們成為了中國人共同記憶中不可磨滅的傷痛。

▲圖源網絡

然而，在浩瀚的歷史篇章中，還有一座城市，盡管它以其兩千年的商都美譽聞名遐邇，卻也曾在戰(zhàn)火中歷經滄桑，幾度徘徊在毀滅的邊緣——這就是我們的家鄉(xiāng)廣州。

?

南越國，源自秦朝末年，由趙佗在嶺南地區(qū)趁亂自立而建，成為中原之外的一個獨立王國。南越王趙佗及其后代，在“和輯百越”的政策下，促進了漢族與嶺南各民族的融合，使得南越國在趙氏家族的治理下，形成了相對穩(wěn)定的社會秩序，百姓生活平靜而富足。

然而，這種和平與繁榮并未能長久維持。隨著漢朝的日益強盛，漢武帝的窮兵黷武之心逐漸膨脹，他渴望將南越國納入漢朝版圖，以實現其擴張的野心。而南越國內部的權力斗爭，則成為了漢軍南下攻伐的契機。

▲漢武帝，圖源網絡

當南越王趙興及太后樛氏女決定歸附漢朝時，家族勢力強大且深得民心的南越國丞相呂嘉堅決反對，并暗中策劃政變，弒南越王趙興及殺漢朝使者，自立趙建德為新的南越王，與漢朝對抗。

根據司馬遷的《史記》記載，當漢武帝得知南越國內亂后，立刻派遣大軍分五路進攻南越國，其中包括伏波將軍路博德和樓船將軍楊仆等。漢軍以強大的軍力迅速推進，沿途擊敗南越軍隊，最終包圍了南越國的都城——番禺城。

▲南越王墓，圖源網絡

在攻城戰(zhàn)中，樓船將軍楊仆采用了火攻戰(zhàn)術，縱火燒毀了番禺城——即今日廣州。南越王趙建德及其丞相呂嘉最終落入漢軍之手，他們的頭顱被砍下，高懸于長安城北闕以向匈奴示威，成為漢武帝擴張野心的殘酷見證。

這場戰(zhàn)爭，標志著南越國作為一個獨立政權的終結，也見證了漢武帝窮兵黷武政策的殘酷與無情。南越國滅亡后，漢武帝將南越國土地設置為九個郡，加強了對嶺南地區(qū)的控制，并加重了對嶺南百姓的剝削。

番禺城自被漢軍焚毀后的三百余年之中，喪失了嶺南地區(qū)政治中心的地位，并逐漸荒廢，直至三國時代才逐漸得到重建和發(fā)展。

公元874年起，唐朝因連年旱災，民不聊生，官員貪腐，導致社會矛盾激化。在此背景下，王仙芝聚眾起義，黃巢隨后加入，叛亂軍迅速壯大，轉戰(zhàn)各地，給唐朝政府帶來了巨大壓力。公元879年，黃巢軍南下，逼近富庶的廣州城。

▲圖源網絡

此時，廣州作為唐朝海外貿易的重要基地，聚集了大量阿拉伯和波斯商人，即胡商，他們手中掌握著大量財富，且在當地擁有一定的自治權和武裝力量。

黃巢軍本欲以廣州為根據地，對抗朝廷，但在攻城過程中遭遇了胡商的頑強抵抗。胡商利用其雇傭的昆侖奴（東南亞土著組成的雇傭兵）進行反擊，給黃巢軍造成了不小的損失。攻陷廣州后，黃巢為報復胡商的抵抗，以及出于籌集軍資的考慮，下令對廣州城進行洗劫和屠殺。

▲圖源網絡

據歷史記載，中世紀阿拉伯商人寫的旅行記《中國印度見聞錄》以及10世紀阿拉伯學者馬素第的《黃金草原》等著作中，均提及黃巢在廣州對外國胡族人進行了大屠殺，殺死了大量外國番商和胡族人，據稱高達20萬，給廣州城帶來了空前的災難，而廣州出口貿易的重要物資——桑蠶也被叛軍銷毀。

此外，大量尸體在炎熱的氣候下滋生了無數病菌，使得廣州城的幸存者在相當一段時間內深受瘟疫的折磨。

廣州大屠殺不僅造成了大量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還嚴重破壞了當地的經濟和社會秩序，導致中國的海外貿易中心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從廣州轉移到了泉州。

1649年，自南京的弘光政權潰敗后，福建和廣東逐漸成為南明抵抗清軍的兩大根據地，兩地的抗清意志極為堅決。

當尚可喜率領的清軍駐扎在廣州城外時，廣州官紳和百姓誓死不降，與強大的清軍對峙十月之久。據當時的史料記載，廣州城內百姓“嬰城自守，男子上城，婦女饋餉”。

▲尚可喜，圖源網絡

廣州城的頑強抵抗，引起了尚可喜等清軍將領的不滿，他們下令血洗廣州城。于是從11月24日至12月5日的十天之內，清軍持續(xù)對廣州居民展開屠殺，死傷無數。

為了躲避屠殺，當時大量的廣州人躲至六脈渠中，恰逢暴雨突至，無數百姓被淹死渠中，“殺人十八甫，填尸六脈渠”成為了廣州人恒久難消的恐怖回憶。

▲圖源網絡

有關這起恐怖屠殺事件的記載，雖然遭到清政府的封殺，但仍有不少記載留存下來。

據部分史料記載，此次慘案死亡人數多達六十余萬，但這一數字顯然被夸大。不過，從當代學者的科學統(tǒng)計數據來看，也能感受到這場屠殺的殘酷性。明清經濟史學者羅一星教授通過比對屠殺前后番禺縣人口數量差異，得出結論：死于這場災難的人數達到了45901之多。

廣州的劫難并未因屠殺的停止而結束。尚可喜及其部屬在控制廣州期間，嚴格把控廣州的商業(yè)活動，尤其限制水運往來，使得廣州的商業(yè)貿易遭到嚴重破壞。此外，廣東的廣大農業(yè)用地也被清軍搶奪，橫征暴斂，當時的從化縣“邑敝民貧，野有荒田之嘆”。

1938年10月，日軍為配合華中攻勢，派兵七萬人進攻中國重要南方城市廣州，意圖使抗戰(zhàn)國軍陷入首尾受敵的窘迫境地，并切斷中國的海外援助供給。由于國軍在此前已經將華南的大批軍隊支援武漢會戰(zhàn)，日軍僅用了十天就輕而易舉地攻克廣州。

由于當時的第七戰(zhàn)區(qū)司令長官余漢謀、廣東省主席吳鐵城、廣州市市長曾養(yǎng)甫都棄城而逃，所以當時就有香港報紙就以《余漢無謀吳鐵失城曾養(yǎng)離甫》作為標題，報道了省城失陷的消息，諷刺相關文武官員的無能。廣州，從此陷入了長達七年的日占時期。

▲圖源網絡

日軍占領廣州期間，在廣州城內實施殘暴統(tǒng)治，進行大規(guī)模的劫掠，店內商品大多被洗劫一空。

據口述材料記載，日軍時不時就在城中縱火，沙面附近、黃沙等處火勢甚烈，西關一帶火勢延及十七甫及十八甫之東段，大火持續(xù)燃燒四五天，城西之繁華區(qū)域幾有一半被焚毀。

▲圖源網絡

1939年底，日軍在廣州成立波字8604部隊，對外稱為“華南防疫給水部”，實則從事化學武器研究和細菌戰(zhàn)，通過食物散播疫菌、人體注射以及帶菌蚊蟲、跳蚤、老鼠傳播等手段，秘密殺害中國軍民，并留下嚴重的疫情后果。

位于廣州海珠區(qū)的南石頭監(jiān)獄遺址，就是日軍在廣州進行大規(guī)模人體實驗的見證。

南石頭監(jiān)獄最初由國民政府建立，在廣州淪陷后，被日軍改造為難民收容所。日軍表面上以香港難民人數過多為由，將大量逃至香港的難民安置在南石頭難民營，實際上卻嚴格控制營內難民的人身自由，強制他們進行苦力勞作。

?

▲圖源網絡

1939年以后，南石頭難民營成為了細菌實驗的重要場所，難民營內大量粵港難民被實施細菌虐殺和人體實驗，死傷無數，殘忍程度令人發(fā)指，一度被稱為“東方的奧斯維辛集中營”。

1995年，南石頭遺址紀念碑上標注死者有兩千人，但據法醫(yī)專家對南石頭化尸池的檢驗和推算，死者遠超兩千人，而幸存者的相關證詞則表示死于南石頭難民營的人數超過十萬人。

▲圖源網絡

在日軍占領廣州的前兩年，廣州剛剛經歷了陳濟棠主政時期的“黃金時代”，工商業(yè)、市政建設等方面成績卓著，迎來了欣欣向榮的發(fā)展局面。海珠橋、中山紀念堂、愛群大廈、市府大樓、西村工業(yè)區(qū)等留至今日的建筑大都在這一時期建設，中山大學也于此時迎來重建。

然而，1938年至1945年，在日軍的破壞下，廣州的發(fā)展前功盡棄，強勁一時的發(fā)展勢頭再一次遭到了抑制。據統(tǒng)計，廣州戰(zhàn)前約有一百七十萬人，到1943年8月，僅剩三四十萬人，一片蕭條荒涼景象。

在歷史的長河中，廣州這座千年商都，以其獨特的地理位置和文化底蘊，見證了中華文明的繁榮與滄桑。從漢武帝的南征到黃巢的屠城，從明末清初的庚寅之劫到抗戰(zhàn)時期的淪陷，每一次戰(zhàn)禍都如同利刃般深深割裂了這座城市的肌膚，留下了一道道難以愈合的傷痕。

然而，正是這些傷痛，鑄就了廣州人民堅韌不拔、勇于抗爭的精神，也讓這座城市在廢墟中重生，綻放出更加璀璨的光芒。

▲圖源網絡

我們記住歷史的傷痛，不是為了延續(xù)仇恨，而是為了銘記那些無辜的生命，為了反思戰(zhàn)爭帶來的無盡苦難，更是為了避免慘劇再次發(fā)生在任何人身上。

每一次回望歷史，都是對和平的深切呼喚，對人性光輝的重新發(fā)現。我們深知，戰(zhàn)爭沒有贏家，它只會帶來毀滅與傷痛，讓無數家庭支離破碎，讓文明之光黯然失色。

各位自己友，

你覺得哪一次戰(zhàn)禍對廣州的傷害最深？

歡迎在評論區(qū)留言！

?

資料搜集：許嘉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