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要和世界建立正常關系，有一個十分有利的條件，就是在全世界有兩千多萬華僑。中國自洋務運動以來，在“實業(yè)救國”理想的激勵下，華僑踴躍投資辦學校、建工廠、開礦山、設電線、修鐵路、造火輪，不計其數，中國現代工商業(yè)的結胎與發(fā)育，全賴于此。1977年10月，剛剛官復原職的鄧小平，在接見港澳同胞國慶代表團時說：“說什么‘海外關系’復雜不能信任，這種說法是反動的。我們現在不是海外關系太多，而是太少。海外關系是個好東西?！彼闹v話，很快就傳開了，預示著國門即將打開。

一個明顯的跡象是：海外華僑、華人、港澳人士入境，愈來愈方便了，受到的接待也愈來愈殷勤，所以有更多人愿意進來。1978年4月，第43屆中國出口商品交易會在廣州開幕，有110個國家和地區(qū)、3.8萬名客商參加，比上一年的春交會多了1.2萬人。

為了讓外賓大快朵頤，市副食品公司十甫商店陳列的四只珍貴熊掌，被廣州酒家一掃光，買去烹制成佳肴。商店吃驚之余也開了竅，原來副食品不光是咸蛋、臘腸、豆腐干，熊掌、燕窩、膨魚腮、鳘魚肚也是，愈是“高精尖”商品，利潤空間愈大，于是趕緊派人采購了三五百斤熊掌回來。這時有人出來反對了，但批評的不是吃熊掌不對，那時還沒有這么高的文明水準，而是質疑賣熊掌算不算“為城市資產階級老爺”服務。

其實，“資產階級老爺”并不在乎有沒有熊掌吃，他們只想進來做生意。到10月的秋交會時，客商增至3.9萬人，成交額為歷屆最高。專門接待外賓、華僑和港澳同胞的友誼商店，在白云賓館東側開張了，二樓外墻架起一條熱情洋溢的巨大橫幅：“我們的朋友遍天下”，大門口的鐵柵欄上，掛著一塊牌子：“無關人員勿進，本店接待外賓”。普通內地人都屬“無關人員”，不能進去，就算溜進去了也買不到東西，人民幣不通用，要用外匯購物。這是明顯的“身份隔離”政策。很多人一說鴉片戰(zhàn)爭，就覺得是奇恥大辱，但很多時候，自己也在制造恥辱，卻渾然不覺。

圖源網絡

1978年10月，中國民航廣州管理局為秋交會開辟了廣州、香港間的包機飛行，不久改為定期航班；11月，廣州、香港間的客運氣墊船（飛翔船）航班也開通了；1979年4月，中斷了三十年的廣九直通車，在音樂與鑼鼓聲中，由東風3型0149號內燃機車牽引，一聲長笛，徐徐駛出車站，正式恢復行駛。這一年，有兩百多萬人次的旅客，從港澳這個狹小的門口涌入內地。

開放已成不可抗拒的潮流，大門遲早要打開。坐落在廣州海珠區(qū)的珠江電影制片廠，適時推出了一部音樂電影《海外赤子》，講述華僑如何放棄國外的優(yōu)渥生活，返回祖國，參加建設，歷經艱辛，仍矢志不渝、報效國家的故事。片中歌曲大多由瞿琮作詞，鄭秋楓作曲，表達華僑的思鄉(xiāng)情懷，如《思鄉(xiāng)曲》《飛向無限向往的明天》《生活是這樣美好》《春來了》等，其中一首葉佩英演唱的《我愛你，中國》，更是唱紅大江南北，風頭甚至壓過了港臺流行歌曲。

如此美妙的歌聲，以前只能到電影院，或者收音機里才能聽到，現在多了一個渠道，就是電視機。華僑和港澳同胞回內地，可帶一定數量的免稅商品，主要是家用電器和日用商品，很多人選擇帶電視機，因為這東西在內地屬高檔商品，一般家庭買不起。這時的電視節(jié)目乏善可陳，除中央電視臺之外，本地的廣東電視臺只有兩個頻道，一個是嶺南臺，一個是珠江臺，節(jié)目單調之至，但人們的要求也不高，只要有圖像，有人在屏幕上唱唱跳跳，也看得開心。1978年以后，一些老戲重新上演，在電視上轉播，成了最吸引人的黃金節(jié)目。

 

有電視機的家庭并不多，一臺9英寸的黑白電視機，價錢是255元外加100張僑匯券，黑市的僑匯券，炒到四五毛錢一張，最早擁有電視機的市民，大多是有港澳或海外關系的。每天晚上，電視機前就像居委會開會，坐滿了男女老少。一位家有電視機的市民回憶：“每天的晚上我家門前就熱鬧啦！我結婚分配的老宅房間只有9.18方。還未入夜門前已經有人擔凳仔、霸頭位！”有人得意地向街坊炫耀：“我在電視上看六次《十五貫》！”下次電視再重播《十五貫》他還會來。如果覺得9寸電視機太小，看不清楚，不要緊，商店有一種塑料制的放大屏出售，擱在9寸電視機前，立即有了12寸電視機的效果，盡管圖像有些變形。

外面世界的時髦玩意，不止有電視機，卡式錄音機也進來了，電子手表也進來了，尼龍絲襪、縮骨遮，還有三鮮伊面也進來了。國際名牌皮爾卡丹落戶北京，可口可樂重返中國市場，日本指揮家小澤征爾二度訪問中國，歐洲音樂《羅馬狂歡節(jié)序曲》在舞臺響起，美國文化、歐洲文化、日本文化在中國激起層層漣漪。

在日本電影《追捕》《望鄉(xiāng)》中，演員高倉健、原田芳雄飾演硬朗、冷峻的男人形象、中野良子飾演大膽追求愛情的女性形象、高橋洋子演繹的妓女生活，宛如一串串震撼彈扔下來，對中國人的社會價值觀、審美觀，產生了強烈沖擊，還引起了社會激烈爭論，有人憤怒指責這是“黃色電影”“荼毒青年一代”，也有不少人挺身為其辯護，連大作家巴金也出來說話：“我們的青年并不是看見婦女就起壞心思的人，他們有崇高的革命理想，新中國的希望寄托在他們身上。”

日本電影《望鄉(xiāng)》

但對婦女沒有壞心思的年輕人，也未必就有“崇高的革命理想”，他們也熱衷于喇叭褲、大鬢角、長頭發(fā)和菊花頭，戴一副大大的墨鏡，穿“包頂頸”冷衫、連衣裙、柔姿衫，喜歡挾著一臺單喇叭、雙喇叭，或四喇叭卡式錄音機，播放著港臺流行歌曲磁帶，招搖過市。他們對單調、刻板的“革命化”生活，早已厭倦透頂，窗外光怪陸離的世界，充滿了誘惑，有人問一個穿喇叭褲的年輕人：“你最想去哪里玩？”他說：“香港是富人的天堂，是窮人的地獄。我想去地獄看看?！?/span>

為了見識一下資本主義的“腐朽生活”，有人跑到寶安、惠州去看香港電視。有人干脆泅水偷渡去香港。從1978年8月到1979年6月間，有54719人從動物公園偷來的老虎糞便（據說可嚇退邊防軍的狼犬），帶著五花八門的偷渡用具——把三四條打了氣的單車內胎纏在身上，或用魚絲網兜裝著一兜乒乓球，或抱著一只水泡、一個籃球、一塊木板，還有用醫(yī)用膠布自制“橡皮艇”，或偷漁民的小船——從寶安縣蛇口一帶，投向茫茫怒海。1979年上半年，有超過10萬（其中三萬多是從香港遣送回的）偷渡失敗者被送進深圳收容站，他們很多已經不是第一次被收容了。

羨慕資本主義社會的生活方式，就是從羨慕喇叭褲開始的?！吧n蠅不叮無縫的蛋！”有人怒不可遏，嚴詞痛斥。北方城市的街頭，出現由大爺大媽組成專門攔截、剪爛喇叭褲的“民間糾察隊”，有的學校不準穿喇叭褲、蓄長發(fā)的學生進入?！袄妊澞艽淀懴蛩幕M軍的號角嗎？”有人質問大學生們，但馬上被人反唇相譏：“請問什么褲能吹響？”《中國青年》雜志在1979年第5期發(fā)表文章《談引導——從青年人的發(fā)式和褲腳談起》。作者即使打算為喇叭褲辯護，也不得不首先聲明：“我們并不贊成青年人蓄長發(fā)、穿喇叭褲?！比缓蟛旁掍h一轉說：頭發(fā)的長短、褲腳的大小和思想的好壞并沒有必然的聯系，“我們也不贊成在青年的衣著、發(fā)式等個人生活問題上過多地評頭論足和指責干涉?！?/span>

這一波來勢洶洶的爭論，在廣州卻沒有太大反響，因為廣州毗鄰港澳，交往頻密，幾乎家家都有“南風窗”，對喇叭褲見怪不怪，不僅穿喇叭褲，還穿牛仔喇叭褲。這種用堅固呢做的“工人階級服裝”，讓人的雙腿變修長，臀部變圓渾，顯得格外挺拔，實在太過迷人。香港商人跑到廣州設廠生產牛仔褲，東山區(qū)出地方、廠房，港商出資金、設備、原材料和負責產品的經營、包裝和出口。時任東山區(qū)外經委主任的黃大同回憶，1978年“我們用三個月的時間建了廣州第一家中外合作服裝廠——東山區(qū)服裝廠，專門加工牛仔衣服。”按規(guī)定“三來一補”的產品必須全部出口，但肯定會有一些貨尾，逃過核銷，流入了內地市場，為內地裁縫提供仿制的樣板。東山區(qū)第一年就從這家工廠收取了幾百萬港元加工費，而且因為成功引進項目，區(qū)外經委得到了兩臺免稅進口小車，“我們成了廣州市第一個擁有面包車的單位?！?/span>

大家好像忽然找到了一棵搖錢樹，紛紛大開中門，招商引資。1978年11月，荔灣區(qū)與外商簽訂了羊毛衫來料加工協(xié)議；12月，東山區(qū)與外商簽訂了羽毛球加工合同；1979年3月，郊區(qū)與港商簽訂機織珠繡毛衣合同；新加坡華僑捐贈了一條價值100萬美元的瓦楞紙箱自動生產線給廣州。各個區(qū)紛紛成立“三來一補”辦公室、外貿辦公室、外貿公司等機構，到處找外商接洽引資……從數據上看，1978年，廣州市引進了60萬美元的港澳投資，到1979年暴增至163.34萬美元。

芳村早期的合資工廠（圖源《芳村區(qū)志》）

現在人們真切地體會到，為什么鄧小平說海外關系是個好東西了。12月11日，中共廣州市委、市革委召開大會，為在“文革”中非正常死亡的歸僑名人陳玉娣、黃美垣、廖聯、李麗芳、戴賜聯、姚書融等人平反昭雪，恢復名譽；為被誣為“資產階級安樂窩”“階級敵人避風港”的華僑新村，恢復名譽；向一批被扣上各種罪名的歸僑僑眷賠禮道歉?！拔母铩敝斜怀蜂N的僑務辦公室恢復了，司徒梅芳被任命恢復后的第一任主任，到北京參加全國僑務工作會議。不久便從北京傳來消息：從現在起，對歸僑、僑眷應采取“一視同仁，不得歧視，根據特點，適當照顧”的十六字方針，團結廣大華僑、歸僑、僑眷，充分調動他們的積極性，為建設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作出貢獻。

門打得更開，更多人不僅帶著電視機、錄音機、照相機、西裝、羽絨服進來，也帶著機器、技術、資金進來了。這難免讓人們琢磨：都是中國人，都有一雙手，為什么他們在外面那么有錢，而我們卻那么窮？在現實對比的刺激下，“我要賺錢！我要過上好日子！”成了每天激勵他們起床的動力。

現在，改變命運的機會，似乎已隱約可見。1978年5月，所有合作商店開始試行獎勵制度和改進工資福利制度；11月，國營工廠也恢復獎金制度了。報紙刊登文章，鼓勵人們“運用獎勵辦法解決生產關鍵問題”。廣州燈泡廠實行超定額獎勵辦法，僅用四個月，就完成了全年80%的顯象管生產任務，得到報紙大力宣傳。很多企業(yè)按工資總額的10%發(fā)獎金。一位市日用雜品公司第一購銷部駐外省的陶瓷採購員回憶，他每三個月從外地回廣州休假一次，“1978年給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每次回單位，簽收獎金等各種福利有好幾種，我問發(fā)款人：怎會有這么多錢？是什么錢來的？發(fā)款人說：你只管簽字收款，管它是什么錢。我笑過收銀?！备砂T了幾十年的錢包，居然開始鼓脹，讓人走在街上，腰桿都挺得直直的，并開始尋思：我是不是該換個大點的錢包？

太陽每天都很燦爛，萬物欣欣向榮，寒冬真的結束了嗎？